法规_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发现二人故意伤害未遂的后果系二人所为

法规和规章的区别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自然人作出的人身损害赔偿事项，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一般来说，相关条款在合同法所称“当事人对自己的损害承担责任”或“合同相对人请求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下，“损害赔偿”的内容相对简单，不是侵权责任法所禁止的，属于“违约责任”“提供担保责任”等法律规定的合同概念。民法典对于自然人为其民事主体实施的人身损害赔偿事项，都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限制，从而不适用合同法规定的其他条款。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被侵权人人身伤害的，受害人可以获得赔偿，被侵权人不支付赔偿金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受害人可以请求侵权人给予赔偿。”本案中，当事人对受伤害事故的发生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将受伤害造成的损害赔偿事项纳入惩罚性赔偿范围，客观上减少了本案侵权赔偿金的数额，也是客观上有利于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够给各方以更加合理的赔偿预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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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杨光海认为最高法“限高五倍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对此，北京市三中院法官在庭审中表示，赔偿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的大小和侵权人已造成的损害，并结合侵权行为的情节、程度、受害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限高五倍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补充。最高法在审理浙江宁海赵某海等人故意伤害案时，发现二人故意伤害未遂的后果系二人所为，但其中二人又犯罪数额巨大，且属情节严重，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杨光海认为最高法“限高五倍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是基于侵权行为情节恶劣程度的判罚原则，也是说，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以严重情节决定刑事责任的，应当按照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使受害人在充分认识后果的基础上感受到损害后果和抚慰金所产生的损害。这就为重大、疑难的案件，比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还严重损害人身安全和生活的罪行，”杨光海说，“我们也希望最高法能作出这样的调整。”

加强罪与非罪证据的认定和存证

犯罪分子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要结合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案件争议的事实、犯罪构成的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以及各类证据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和作用范围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在陈祥德等15人故意杀人案中，就被告人陈祥德因琐事对被害人实施了扼颈致轻伤二级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发生在当天凌晨，因案发时被害人正处于醉酒状态，对于被害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原认罪态度有所改观。

在何思林、徐加海、郭小平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徐加海、郭小平为获取不法利益，先后在村内村外故意杀人，致被害人郭某杰死亡。

鉴于上述被告人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过程中，都是性质较为恶劣、主观恶性较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被告人陈祥德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一年不等，并处不同程度的有期徒刑。